热点评论：各级民众上访调查：为何相信“呼吁”而不相信“法律”？

2002年，南京市宣武区白店村的农民怀疑村里一家化工厂对他们数百亩蔬菜投毒，打算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此事。然而，当他们向检测机构咨询时却发现，单个蔬菜的鉴定费高达2万元，多款蔬菜的价格超过10万元。老农民这辈子从来没有赚过这么多钱，都傻眼了。

据南京市宣武区环境监察支队工作人员介绍，2002年，他们共接到污染问题投诉7400件，其中至少有10%完全符合诉讼资格。但前来司法咨询的只有12人。最终，并没有通过法律手段真正解决问题。

为帮助群众解决环境投诉，南京市环境监察支队与宣武区法律援助中心合作，在全国率先开展环境维权法律咨询援助活动。希望除行政手段外，为人们有效解决环境问题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保护。他们不仅免费提供环境法咨询，还为贫困家庭垫付诉讼费用。但令人不解的是，工作开展以来，不仅咨询的人很少，咨询后愿意去司法部门的公民更是少之又少。

为何环境维权总是搁置在司法程序之前？宣武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揭秘：一是取证难，二是成本高，诉讼风险与诉讼收益差距过大。许多农民反映，目前打一场官司少则几百，多则上千。这样的开支对于尚不富裕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外，提起诉讼是有一定程序的，有的需要聘请律师。农民认为，上法庭不仅是一笔大“付出”，而且风险也很大。如果诉讼失败，他们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可能会导致“丧妻丧兵”。相反，上访一般成本较低，且易于“操作”。有时可以“拜访”某位领导，一声指示或声明就解决了问题，既经济又实用。

对于很多人来说，上访是一条捷径，但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上访来解决。我们以环境问题为例。对于许多造成污染、扰民的环境问题，行政手段是无能为力的。尤其是涉及赔偿索赔时，政府部门无权裁决。

从相信“法”到相信“来访”：无奈的选择

对于很多人信“访”不信“法”的现象，有人认为是传统“人治”思维造成的，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是“被迫去”的选择。地狱”。常州市武进区农民杜义峰无奈，只能先信“法”，再信“访”。

1996年，江苏省常州市东方新技术应用研究所实验厂起诉常州凯达服装厂潘德全、梁汉文和武进精细化工厂杨潘兴，要求返还欠款。常州郊区法院审理此案，于1996年6月21日作出民事判决：被告潘德全、梁汉文、杨盘兴返还原告人民币332,977.01元。二审维持原判后重婚罪申请调查取证，原告随后于1996年10月15日向常州郊区法院申请执行。

本案申请执行后，原法人杜安平首先前往常州郊区法院执行庭与其联系。他通常每个月都会去几次，要求尽快执行死刑。 2000年3月，杜安平病重住院后，委托儿子杜一峰前往。杜逸风虽隔数日上朝，却无功而返。杜逸风伤心地说，这本来是一起价值30万多元的经济案件。这既不是重大案件，也不是复杂案件。然而，申请执行已经过去6年多了深圳婚姻调查取证，至今还没有取得任何法律案件。多么进步啊。

杜一峰表示，在这起案件中，专门办案的一位名叫“钱”的法官认“钱”，不认“法”。他只想要钱和物资，却迟迟不办案。法官的冷漠、纠缠、推诿，甚至违法、索要、收受贿赂，让他身心俱疲。他快要哭了。确实是“法官胡言乱语，无所作为，百姓无奈”。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杜逸风无奈，只能将自己对“法”的信仰转变为“走访”。随后，杜逸峰前往国家和省有关部门向相关部门申诉，并向新华社报告了情况。上级领导看到法官的扯皮后，非常重视。常州市法院一位负责人甚至专程向新华社记者承认错误，并表示将尽快结案。然而，一年多过去了，仍然没有任何消息。

现实生活中，人们见过很多领导不发声的事情，即使群众跑得断腿，但领导一发声或发怒，他们却表现得雷厉风行、坚决果断。这种上动下动，上不动，下也不动的现象，就是典型的被动、不作为。正是因为一些干部只看领导的面子，不看群众的面子，很多原本希望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群众，被迫走上了上访的道路。 。